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鴉片戰爭之後,上海經濟何以發展和崛起

[摘要]上海的發展與崛起有很多先天的優勢,但還應該追加一筆後天的努力。

1843年是上海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。自此以後,上海開始面向國外、面向世界。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,這種轉向對上海、對長三角、對中國發展的影響非常深遠。今天說“中心與輻射”,這裡的中心就是指上海開埠以後很快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城市,進而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城市。但上海的發展與崛起,並不是一帆風順的,而是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內容。

既有很多先天優勢

也應追加一筆後天的努力

1843年11月17日,上海正式開埠。為什麼帝國主義列強如此急不可耐地登陸上海?事實上,鴉片戰爭之前上海並不是最引人註目的中國城市。在一些人看來,上海甚至是比較邊緣的地區。當時,上海隸屬江蘇省松江府,隻是一個縣城。但客觀上,這個縣城的位置其實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為它是中國南北口岸中間點、南北海船的交匯點以及南北海運的轉運點。西方列強還看到,上海的背後有廣袤的長江、富饒的長江三角洲。

把上海與周邊城市比較一下,可能就會看出上海為什麼“脫穎而出”。同樣被迫開埠的寧波歷史悠久,明朝時期曾是對日通商的主要口岸。但在五口通商之後,寧波相較於上海的發展是滯後的。一大關鍵因素就是它的經濟腹地遠不及上海。寧波後面有四明山,上海背後則是太湖平原,太湖平原後面就是長江流域腹地。這也反映瞭列強要求開埠時狡黠的視角和心態。

鴉片戰爭之前,上海和蘇州也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蘇州是江南地區的中心城市,但1853年以後這個經濟中心城市的位移基本就完成瞭。為什麼這麼快?個中原因有兩點:一是地理位置因素,二是戰爭原因。近代戰爭對蘇州和上海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。蘇州遭到戰火的損毀,而上海相對較少地受到戰爭影響。

除瞭寧波、蘇州之外,帝國主義侵略時期鎮江、溫州、杭州也曾開埠。鎮江是運河和長江的交匯點,當時有外國人的智囊認為鎮江比上海似乎更重要。但事實上,開埠後的鎮江沒有取代上海,也未構成對上海的威脅,而是幫助上海把航運的觸角向長江上推。溫州也是一個重要的港口,但它和寧波相似,放在長三角乃至全國來看,腹地的弱點就暴露出來瞭。杭州則和蘇州類似,它的變化和發展反倒穩固瞭上海的經濟中心地位。

上海本地有沒有新的通商口岸地區出現?帝國主義列強曾經有過吳淞開埠的動議。清政府後來認為與其讓外國人打吳淞的主意,不如自開商埠。但隨著清政府的垮臺,這一計劃不瞭瞭之。至於今天的五角場一帶,則是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上臺後實施“大上海計劃”的區域,後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沒瞭後文。

上海的發展與崛起有很多先天的優勢,但還應該追加一筆後天的努力。特別是從航運的角度來看,如果沒有疏浚,如果沒有港口重心不斷的外移,上海很難確保自己的經濟中心城市地位,也很難持久對長三角和全國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
交通優勢和經濟成就

不應過多歸因於外國人經營

上海東臨太平洋,背後有長江,加上地處太湖流域的水網地帶,因而同時具有江河海綜合航運的優勢,可以說是真正的四通八達。但是,我們也不能一味強調上海的地理優勢。後人不斷的努力、主觀的創設以及因勢利導、揚長避短,才讓上海的發展具備持久性。

上海所在的江南水系,加上京杭大運河,向北到北京,向南往寧波,再通過支流到江西等地,伸展開來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闊。上海的港口功能也是後天規劃的結果。劉河港和乍浦港在上海的南北兩翼,但後來都衰落瞭。而上海不斷改進主客觀條件,一步步消除瞭水文狀況中的不利因素。

上海港口最大的優勢是江河海集散疏運功能。鴉片戰爭之後,從歐美國傢運來的貨物,大多到上海卸貨,然後轉運至中國的南北沿海,並深入到長江內河。這是上海最重要的一個港口功能。上海還是東南海域的轉運港。我們知道,平底的船適合走北方,但平底的船在南方則不行,容易觸礁。但不管哪種類型的傳統船隻,在鴉片戰爭之後都受到瞭輪船沖擊。輪船登陸上海以後,很快“接掌”瞭中國沿海沿江的月餅成型機航運。但是,外國輪船不可能走到內地。內河的水淺,需要靠一種內河小輪船。對環境變化和實際需求的敏銳反應,是上海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,也是上海和長三角對全國經濟發揮重要影響的切入點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,上海陸路交通和水陸聯運的優勢日益顯現。上海是中國最早建造鐵路的地方。第一條鐵路,淞滬鐵路造於1876年,是外國人擅自動工建設的,次年即被拆除。後來的滬寧鐵路於1908年通車,滬杭甬鐵路於1909年開造。津浦鐵路與滬杭鐵路的銜接,使上海的影響進一步深入到北方,並對沿線經濟發展起到瞭重要帶動作用。浙贛鐵路還使上海的陸路交通向南向西、向廣闊的中國內地延伸。

現代公路的建設比起鐵路要晚,第一要有汽車,第二要有汽油,第三要有加油站,第四才要有公路。上海到1901年才有汽車,之後才慢慢有瞭現代公路。先是城區,然後慢慢地向郊區、向江蘇浙江延伸。滬閔路就是近代出現的,大約是在1922年左右。現代公路的興建,使上海的經濟整合功能愈加強化。

水路、鐵路和公路的銜接也很關鍵。上海人非常智慧,充分利用地理優勢,充分挖掘交通條件潛能。眾所周知,江南地區是一個水網地帶,不可能有太多鐵路公路。於是,上海人利用水路銜接來解決這個問題。

歸根結底,上海與長三角、與全國的緊密經濟關系主要表現為人流、物流和資金流。其中,最關鍵的是人流。1901年以後,上海人口基本上是以10年100萬人的速度遞增。這樣的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,在全世界都是比較罕見的。上海的發展,離不開移民,離不開眾多的新上海人。新上海人並不是近年來才有的概念,歷史上就有源源不斷的新上海人來上海灘拼搏,為上海的城市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離開瞭人流,資金流和物流基本上就會大受阻礙。在這一點上,上海是做足瞭文章的,中國人是足夠努力的。由此,我們不要把上海的優勢和成就,過多歸因於外國人在上海的經營。

舊中國政府的不作為

影響上海功能的充分發揮

1936年,上海工業總產值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半壁江山。事實上,上海的工業中心地位自開埠後就沒怎麼變化過,原因主要有二: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來講,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; 從中國的工商界人士來講,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除瞭上海,當時到其他地方投資都難免風雨飄搖,面臨軍閥混戰等各種風險。

講工業,就離不開空間特征。當時,長三角和全國工業的空間特征概括來講,第一是以上海為中心,第二是以鐵路沿線或長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城市為支點。從蘇州到南京一線,有幾個工業比較活躍的地區,一個是無錫,一個是常州,一個就是鎮江。長三角乃至全國的這種空間特征,再次印證瞭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。

過去講上海,農業和手工業講得不多,但一個城市的運轉和發展是離不開農業支撐的。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,鴉片戰爭之前,國內市場需求是有限的,所以那時是“小農的中國”,自耕自紡自足,解決糧食和穿衣的基本需求就差不多瞭,農民和市場的聯系不怎麼緊密。隨著經濟外向時代的來臨,不少農民因為出口市場的拓展,放棄瞭或者部分放棄瞭傳統糧食作物生產,而轉向經濟作物生產。這是口岸經濟帶動的結果。此外,因為上海是中外混居的地方,也慢慢出現瞭西餐供應。由此,郊區開始有瞭奶牛養殖業,有瞭供給鮮花的花卉業。

上海和長三角乃至全國的經濟關系中,手工業的變化也相當引人註目。洋紗進入中國之後,土紗理論上是沒有招架之力的。但是,中國農民可以通過日夜紡紗織佈來減少同洋紗的競爭劣勢。同時,消費者在部分使用洋紗的基礎上,也沒有完全放棄土紗。盡管外資不斷打壓,但中國人也不斷發起使用國貨的抵抗。這些都多多少少幫助瞭中國民間資本的發展。

在商業和金融業領域,外灘是一個標志性地點。上海的地理優勢、交通優勢米香成型機、生產能力在全國獨領風騷,外灘就自然而然地成瞭各地商幫雲集之處。

事實上,伴隨開埠,新式商人群體在上海湧現。中國的傳統商人中,以佈商、米商、鹽商、木商最為厲害。這四個行業的產品也是人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。鴉片戰爭之後,這些商人依然存在,但往昔的風光逐漸被從事進出口商品貿易的商人壓住。後者盈利更多、市場銷路更廣。

華僑的投資,對上海發展的貢獻更值得尊敬。南京路之所以成為南京路,和四大公司是分不開的。上世紀20年代後,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,分別是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、新興公司、大興公司。這四大公司的建築現在還在南京路上。為什麼要來上海投資?除瞭愛國熱情之外,在商言商,也還是希望能賺錢的。這四大公司的經營模式,對上海對長三角乃至對全國都起到瞭一個引領的作用。百貨店、萬國百貨等概念,就是經由四大公司向國人傳播的。

中國過去沒有銀行,南方有錢莊,北方有票號,銀行是外國人帶來的。但是,錢莊也並未被外來的銀行沖擊消亡。因為對於當時的普通老百姓來說,錢莊是隨時可以打交道的、門檻較低,而銀行顯得高不可攀。事實上,銀行和錢莊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外國銀行資金雄厚,但人脈有限;錢莊資金不夠,但人脈深厚,二者是可以展開合作的。

最後,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上海和長三角乃至全國的經濟關系,有一點應該明確:舊中國歷屆政府的不作為,決定瞭上海和長三角、全國的經濟關系沒有得到充分的、合理的、應有的發揮。比較合理的上海和長三角乃至全國的經濟關系建構要到1949年以後。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強調的,上海在改革發展的同時,要主動服務於長三角、主動服務於全國。

(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。本文根據東方講壇 文化上海系列之“風從海上來 近代上海經濟的崛起之路”演講速記稿整理。整理人:烘焙食品機械謝義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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